戒律与纪律

　　戒律与纪律

　　前不久看到一本书，讲述舶来文化佛教(是指用船舶载来的别国文化)如何在遥远的东方生根开花，被我国广泛接受。

　　佛教起源于印度，中印之间横架着“世界屋脊”喜马拉雅山脉，在古代它本无法穿越，但是它穿越了，更奇迹的是，它进入的土地，早就有了极其丰厚的文化。从尧舜到秦汉，从《周易》到诸子百家，几乎把任何一角落的思想都填的严严实实。这片土地的学者，哪怕一代接着一代研究千年都觉得的深不可测。可面对如此强大的文化大国，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尽然能浩浩荡荡的进入，并且能迅速壮大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。

　　很多人把这个现象归根于佛学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、深入剖析，也有人归根于它立论的痛快和透彻，还有人会归根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，我却认为因为它有切实的参与规则。

　　“君子”，是一个被国人所熟知的概念，只要是中国人，不管你身处在什么环境下，都乐于被人称为君子，而绝不愿意被人看作小人。可上下五千年，被称为君子的人又有多少呢，能参与“君子评比”的人又有多少呢？“君子”概念的创建人孔子，并没有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仅仅是通过与“小人”的对比，给君子一个模糊的概念，更多的是一种“写意状态”，君子的入门看似很容易进入，但走进步之后，发现没有明确的道路，没有的规则，可参与性不强，故而君子也注定是世人人生长河里遥不可及的彼岸。

　　佛教，不讲究“写意”的状态，它是由繁多，并且条例严格的戒律组成，看起来会阻碍的人们的参与性，但恰恰相反，这些戒律却能吸引人们参与。两栋紧紧靠在一起的院子，你如何分那块地是你的，那块是我的，光用言语描画，也许我们都不清楚，但我们看到了篱笆，看到围墙，看到栏杆，就有了清晰的认识，这些篱笆、围墙、栏杆就是戒律，看似阻碍其实是有力的证明。

　　我们的党纪也如此，在抗日战争年间，普通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无法做出清晰的辨识，有“见识”的民众可能知道这是两个政党，但在一个“文盲”遍及的年代，要给市民众对两个政党有清晰准确地认识，恐怕很困难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“共产主义”，是一个分开能认识字，合起来不知所云的概念。

　　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、“坚持民主集中制”、“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等等党纪的出现，就为民众搭起通往“共产主义”的天梯。也许老百姓觉得共产党还很高深莫测，也许积极上进的青年对党的精神吃的不透，但是只要对着党纪行动在前，也就可以让“修习者”慢慢收拾心情，由受戒学习入定，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浑浊，逐渐孕育出一个属于共产党人的灵魂。

　　诚如戒律之于佛教，党纪、规矩就是一种约束、一种准则，就是一种标准、一种尺度，更是一种责任、一种境界。守纪律、讲规矩，是区别共产党员与普通群众的一大特点，违避某些群众的过于聪明、过于写意、过于心急的意识，在党纪的考验下，锤炼个人的党性修养，夯实对党的忠诚，坚定对党的信念。十八大以来相继落马的一些省部级高官，就是一个个活生生不懂规矩、不守纪律的反面教材。

　　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，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，每一位党员都是一个地区行为的表率，担负着发展一方，稳定一方的重任。我们党从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小党，发展成为现在拥有八千多万的执政大党，正是靠着纪律和规矩，一路走过来的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国民党拥有800多万军队，但派系林立，党纪军纪松弛，犹如一盘散沙。蒋介石到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，其中一条就是：共产党有纪律，国民党没纪律。毛泽东同志也指出：“路线是王道，纪律是霸道”，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”两人的“不约而同”，道出了纪律对于我们党、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的重要性。不忘本来，是为了开辟未来。

　　政治规矩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是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政治体现，是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和凝聚力战斗力的根本规矩。一个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，必须具有严格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约束。在政治规矩上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，“政治规矩”这根“红线”没有“韧性”，是不可逾越的雷区，任何人都不能越过这条“红线”，越过了就要遭受到严厉处罚。

　　张居正说：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严，而难于严之必效。”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，加强严厉监督检查，“守法精神比法律更重要”。

　　戒毒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线，它为国家实行教育矫治、维护社会安定提供了有利的保障，执法工作更是要以遵守纪律，严格履职为生命线。民警队伍战斗力强不强就是看纪律性高不高，因此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将树立严明纪律，守纪律必须深入到心中，将约束的“篱笆”扎得更紧，努力做到不越线、不踩界，在纪律要求的框架下执行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，才能确保我们工作能够更好的完成。（市司法局 聂庆抒）